我和三个怨种前夫(112)

　　“为什么不想去？”我微微皱起眉。

　　“我不想活太久。”柏砚静静地答道。

　　“真的吗？”

　　我看见他颔首。

　　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如果这是你的意愿……”我的脑海一片混乱，我不应该去改变谁的意愿，我一向不喜欢这样，可此时此刻，我竟发现我很难说出这句话。我看着柏砚，他也正注视着我，他的目光安静，和冬日午后的阳光一齐，带上了些朦胧。我很清晰地明白，他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恰恰就是这个认识令我沉默许久。

　　“我不该强迫你，可是……”说到这儿，我又说不出来了，在尊重他的意愿和不想失去他之间，我几番挣扎，最终有些颓唐地捋了捋头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错的，我插手了太多你的事情，早就超过了朋友的范畴。我不应该试图去管控你，试图把你推上我认为对你有帮助的路。”

　　“我是不是管得太宽了？”我问柏砚。

　　柏砚轻轻地询问，“你对我的决定感到失望了吗？”

　　“不，我没有对你失望。”我搓了搓脸，假如换成是别人，我肯定不会这么说。但好在正和我聊的是柏砚，他明白我的话不是逼迫他遵从我的意愿的消极攻击，是切切实实的，我发自内心的自我怀疑，“我只是在反思我自己。”

　　我真的接受死亡了吗？我忍不住地思考。我和很多人谈起过死亡，我总能在这个话题上侃侃而谈，仿佛我从出生的第一天就深知死亡意味着什么。我死过很多次——这些经历似乎给了我一种错觉，一种我早已坦然接受死亡的错觉。当我和柏砚谈论起他的死亡，我发现，我们两人之间，尚未接受死亡的人，是我。

　　我呼出口气，我咬住舌尖又松开，我说，“我很害怕、很害怕你突然死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就像达达妮老师那样。她死在我三十一岁的冬夜，死因滑稽又可笑，仅仅是酒精中毒，享年仅仅五十三岁。

　　达达妮老师的尸体僵冷了五个夜晚才被发现。迄今为止，就算是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她的死是酗酒意外还是她故意为之。

　　时至今日，已然过了三十八年有余，但想到我被通知去停尸房确认尸体时的情景——冰冷空旷的房间里，达达妮老师就睡在中间的玻璃棺材中，我掀开覆在她脸上的白布，错愕、惊诧，以及紧随其后的巨大的悲伤几乎顷刻之间就向我袭来。

　　柏砚觉察到我涌出的情绪，他伸出手，尝试性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动作很轻，还有几分僵硬的笨拙。

　　“我不会死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柏砚承诺道，“我不会意外地死去。”

　　我哭笑不得，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信誓旦旦地为未知的死亡负责。“好吧，”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柏砚，哪怕这只是他的安慰，“既然这样，那好吧。”

　　达成了一致，我不再压着柏砚去康复中心，柏砚的心情直线上升。哪怕我收缴了草莓果冻，规定每天只能吃一个，也挡不住他的好心情。

　　院子里兔子还是变成了烤兔子，原因无它，仅是柏砚发现它太能拉屎了。于是这只原本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兔子，再次落入被吃的悲惨命运。

　　我和柏砚大概不适合养宠物。或者说，我们俩对生命的体验，都建立在失去之上，周围的人在不断倒下，同行的伙伴在依次消失，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体会。

　　据琉所说，现在的孩子添了生命课程作为必修，要求在模拟宇宙里，制造一颗多种族的星球，并且文明延续至少一千年。实在是令人欣慰。

　　“每天都很开心，”柏砚往兔腿撒上孜然和辣椒粉，油汪汪的肉喷香扑鼻，他对我说，“像做梦一样。”

　　我也很开心，我们俩都算厨艺平平，但柏砚比我能干，看着料理书便能完美复刻。我现在住他的，吃他的，还在他的山上散步，偶尔捡些掉进泥土的松果回来，过着没脸没皮的蹭人生活，心情美滋滋。

　　“爷爷，爷爷！”下山去给柏砚买草莓时，一个滑板车的孩子拦住了我。我注意过他，是住在柏砚陪伴山上的家属，前几天他妈妈牵着他，还和我寒暄了几句。

　　小孩仰起圆圆的脸，好奇地问我，“你是新搬来的邻居吗？”

　　我从包里乐呵呵地掏出把糖给他，“不是哦，”我说，“爷爷只是暂住在这儿。”

　　小孩想拿糖，但又不好意思，偷偷看我几眼，见我朝他鼓励地点点头。他才伸手，拿了最小的那个。

　　“爷爷是柏哥哥的爸爸吗？”小孩问我，他把糖放进小背包里，“妈妈说爷爷和柏哥哥是亲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出了声，没想到我有朝一日还能直接来个辈分大跳跃，当柏砚的爹。我揩揩眼泪，摇头否认，“我可担不起。”

　　“那是什么亲属关系？”

　　“小朋友，我们不是亲属关系。”我笑着摇摇头。

　　这个孩子的父母在我的印象里是做文员一职的，我没接触过。但我和柏砚曾经有婚姻关系从不是秘密，两派斗争期，甚至我和柏砚是津津乐道的话题。也难为他们能想到这么笼统的词，来形容我和柏砚了。

　　“爷爷和柏哥哥是朋友，像家人一样的朋友。”我回答。

　　到了屋里，我把路上和这个孩子的对话告诉了柏砚。

　　“我居然成为了你爹。”我说，现在回味起来，我依旧还想笑。

　　柏砚吃着草莓，没说什么。

　　身为敏感人物，我住到柏砚屋子里这件事，多少还是引起了没必要的误会和风波。在监督局第三次对我发出通讯请求，明里暗里打探我是否有什么特别打算时，我决定提前和柏砚告别。

　　“都是老东西了，还是安分些吧。”

　　我穿着袜子，行李就搁在旁边，内心颇为无奈。我迄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防备我。我没什么想要的，也从未想过要大搞什么政治游戏。过去确实是个事业批我承认，可我现在都躺一年了，我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无害。

　　柏砚对此自闭了两天，连草莓果冻都吃不下。我走的当天下午，他的心情低迷，很不甘，“还有半个月。”

　　按原计划，我的确是半个月后再离开。但和他待着的这两个月，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确实该走了。老赖着也不像话。

　　“好了好了，”我安慰他，“别垮着张批脸了，你愿意的话，随时都能找我。”

　　柏砚嗯了一声。

　　回家的路上，又飘起了雪，这也许是冬天的最后一场雪，下得又猛又急，不多时就堆积成片。

　　我的住所位于偏僻地区，我又不想大动干戈地坐私人飞船，因此我坐上了中转的大巴。柏砚站在车牌那儿目送着我远去。我从窗户上看着他和候车室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化为一个小小的白点，消失纷纷扬扬的雪中。

　　其实我和柏砚都明白，我们的下一次见面遥遥无期，而这种长时间的、完全没有公事打扰的度假在他退休前不可能再有。这两个月估计把他过去三十多年累积下来的假期全消耗完了。

　　我深切地为柏砚的老社畜生涯表示同情。

　　不过这份怜悯和告别的失落没持续太久。我推开门，见到大几个月没见面的大侄子，惊喜冲淡了别的情绪。

　　“叔叔！”穿着家居服的姚乐菜见到我眼睛一亮，他撒下手里的扫把，朝我跑过来，“叔叔，你回来了！”

　　“小菜！”我给了他一个拥抱，随后又拉开和他的距离，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变瘦了！瘦得都快跟条绳一样了，我团吧团吧能把你当跳绳使。”

　　大几个月的考试和训练让姚乐菜晒黑了不少，印象里温文尔雅、带着柔和的beta看人的眼神变得更有攻击性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手下的肌肉也变得更结实了。

　　“哪儿有……”姚乐菜不好意思地挠挠脸。

　　我对着他的额头赏了个脑瓜崩，“没好好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