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古人讲历史[直播](228)

　　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不惧天命，而是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不能盲目地相信天人感应，要从人道出发，修人事以应天，修政以救灾，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因为天灾异象之说影响新法的推行。”

　　“而对于反对派“祖宗不足法”的指责，王安石则几乎照单全收，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

　　他还以宋仁宗曾任用范仲淹等实施庆历新政为例，反问道：“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

　　你们说的祖宗自己都在变法改革，怎么到了今天反而说要遵循祖宗法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真要说起来他现在变法不就是听祖宗的话，学习祖宗吗？“】

　　宋仁宗表明态度：“若后世情况不一样，当思变则变，朕并不介意。”

　　赵匡胤凉凉道：“大宋的祖宗不就是朕吗？朕何时说后人不能变法了？”

　　宋太宗擦了擦汗，为了不被天幕拿出来骂，立刻道：“后世和今世不同，穷则思变，亦无不可。”

　　他的位置还算勉强稳固，天幕也没有拉着他专门骂，所以现在是跟着天幕的步伐走，希望这天幕别把注意力放他身上（要不起.jpg）

　　【“而对于“人言不足恤”的指责，王安石认为，宋神宗“询纳人言，事无大小，惟言之从”，这么注意听取意见了，哪里有不顾恤人言了？

　　何况“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只要行事符合义理，又何必顾恤人言？正所谓“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自己既未违反礼义，就不必顾虑别人的闲话了。”

　　“所以对于三不足，王安石是欣然接受，无论这是谁提出的，他本人或是其他人，在历史他都亲口说出这句名言，并以之行之。

　　也唯有三不足最能体现王安石勇于革新的精神。“李一结论，管谁说的，有用就行。】

　　王安石欣然一笑，这三不足还真是，深得他心啊。

　　【“王安石变法哪怕放眼浩瀚青史也是极其有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就，给大宋注入一点新的生机。

　　它的失败，也给后人启示，少走弯走。”

　　“但无论其结果如何，在最开始的时间，变法的开启者都是值得肯定的。”

　　“大宋从立国之处根子就开始走弯了路，一代又一代的宋帝都想过改变，可是都没有狠下决心，哪怕是宋仁宗的庆历新政，也算不上真正的变法，最后下定决心的是宋神宗。

　　宋神宗，一位在宋朝史上称得上刚硬的皇帝。”

　　“在华夏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也几百位皇帝，然而庙号为“神”的皇帝却只有两位，一位是宋神宗赵顼，另一位是明神宗朱翊钧。

　　由此可见，神宗这个庙号属于“非主流”，具有特别的说法。

　　巧合的是，这两位神宗在位期间都有臣子进行变法，分别是王安石和张居正。”

　　“呵呵，是不是很巧。”李一嘴角挂着讽刺的笑容，继续道：“《谥法解》是这么解释的：民无能名曰神。

　　也就是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意思。

　　说好，好像又过不了自己心底这关；说不好，又于心不忍。

　　因为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是一种褒贬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庙号。

　　那么宋神宗如何的“民无能名”？“】

 

第187章

　　【“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因为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在变法失败后，旧派得势，将新法全部废除，对于重用王安石的宋神宗自然也不满。

　　但是宋神宗毕竟是皇帝，何况人已经死了，继位又是人家儿子，也不能怎么滴，最后只能在给宋神宗上庙号上恶心恶心宋神宗，出口恶气。

　　他们选择了“神”这个不怎么常见，不符合主流的字以此表达心里的不满。

　　要知道历史上每当大臣碰见自己无奈不知道怎么说的皇帝，就会选择像这种模拟两可的字，对上对外都有另外的解释，但是真实的意思嘛，呵呵，懂的都懂。

　　要不说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哪怕到一个字上都能做手脚。“李一摇头，“有时候挺佩服这些文官的，玩弄字眼谁也比不上他们，碰到李隆基这种皇帝，那自然是让人觉得出气。

　　但是当他们出于私心要搞人心态时，又实在让人觉得恶心。“】

　　嬴政眼里露出一丝讥讽之色，子议父，臣议君皆为以下议上，太过无礼。

　　后人评说自有后人评说，但是他的名号，何须他人来取，谁知道碰见的是人还是鬼。

　　嬴政又想到赵高胡亥，冷哼一声，若非他自取始皇帝之名号，谁知道最后会被他们上了什么字。

　　他们也配议朕，光是想到这个可能性就已经觉得恶心了。

　　【“那么，王安石变法有必要吗？为什么反对派和赞同派争斗的如此激烈，这放眼历代变法也是极其少见的，难道变法是错的嘛？

　　当然不是。

　　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是什么模样呢？”

　　“当时的大宋经过几代之后，出现非常严重的三冗问题，也就是冗兵、冗费和冗员。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还要从大宋立国开始说起，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

　　在政治上，又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这种情况下，文官的权利似乎有点大了。

　　于是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又实行一职多官，但那时候设官分职尚有定数。

　　可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

　　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最后导致了冗员。”

　　“而众所周知，北宋其实没有实现领土统一，并且边患问题严重。

　　为了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本来实行的是“养兵”之策，这就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

　　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冗兵现象。”

　　“而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恶性循环，最后到了糜烂的地步。

　　宋真宗时是“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时财政出现赤字。

　　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是怎么做的呢？当然是增加赋税，把负担转移到百姓头上，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又增加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这些沉重的赋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

　　正所谓官逼民反，农民由于没有生路，于是纷纷揭竿而起。

　　要我说这就是活该，朝廷的不当政策最后买单的永远是百姓，可是百姓根本承受不了，不反才奇怪。“李一狠狠吐槽。

　　“百姓要的一直都很简单，那就是能活就好，甚至不敢要求能活得多好，可是就是这样简单的要求都得不到，那么不反还能怎么办呢？

　　反是死，不反是等死，倒不如去试一试那一线生机。“】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范仲淹幽幽一叹。

　　【骂完后，李一才继续道：“在这样内患重重的情况下，外敌还虎视眈眈，不时侵扰边境。

　　于是宋仁宗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官员试图想要改变，于是有了“庆历新政”。

　　遗憾的是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结果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等到宋神宗即位后，大宋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