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阵,他钻进了一片绿化带,周围都是树,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他关了手机,摸黑又走了十来分钟,眼前突然全黑了,他一抬头,借着并不明亮的月光看着挡在了他面前的那一堵三米多高的砖墙。砖墙上插满了碎玻璃,他沿墙根走了一圈,找到了一个乱石堆,他把那些石头一块一块挪开,一个狗洞露了出来。筱满钻过这狗洞,洞的另一头长满了荒草,是个破落院子,一边是顶棚已经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库,一边是一间小屋。车库里堆了些报废的折叠床和折叠椅,那小屋门上挂着个生了锈的大铁锁,院子里的荒草长到了齐腰高的程度了,草丛里也散落着一些废旧的办公桌椅。筱满滚出草堆后用一些杂物把狗洞堵了起来。
院子外头能看到一些花园和楼房的景致,楼房里亮着灯火,花园里也有路灯,看上去有生气多了,只是要通往这有生机的地方必须穿过院子里的一扇铁门,那铁门上也挂着大锁,门也是约莫三米来高,门上滚了一圈荆棘铁丝。
筱满盘算了番,脱下上衣,包住右手,手脚并用爬上铁门,三下五除二就到了顶上,他小心地用右手拨开铁丝,翻到了另一边,往下爬了半个身位,转身跳到了地上,打了个滚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身上的衣服,重新套上上衣。尽管有衣服保护,但是刚才拨弄铁丝的时候,右手手心还是被扎伤了,没有保护的左手手背上也冒出了两道划伤。筱满舔了舔手背和手心上的伤,抬头一看,一片花园之外,就是顶着红枫医院字样的一幢大楼了。他猫着身子,摸到了那幢大楼前。
他对红枫医院可谓熟门熟路,这是幢办公楼,一楼有个食堂,楼里不是办公室就是活动室,陈宛儿的办公室就在这里面。夜虽然已经深了,办公楼的玻璃大门紧闭,但楼里还开着灯,把走道和门前照得十分敞亮,筱满小心地避开了悬挂在室外的几个监控摄像头,摸到了办公楼后,一抬头,看到三楼开着的一扇窗户,他踩着窗台爬了上去,翻过这开着的窗户,进了间男厕。厕所里没开灯,黑咕隆咚的,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门关着,门缝下透出一道亮光,门外传来甜美悠扬的歌声。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筱满走到厕所门口,开了一道门缝往外看了眼,一个清洁女工正在外头拖地,腰上挂着一串钥匙,堆满清洁用具的小推车上架着一条手机。甜美的女声里夹杂着跟唱的另一个歌声。
陈宛儿的办公室就在男厕斜对面不远处。
筱满小心地撑开男厕所的门,趁那清洁女工背对着他这个方向时,溜到了陈宛儿的办公室前,开了门就躲了进去。这屋里也没开灯,窗帘没拉,勉强能借着月光看个大概,这是个会客间,陈宛儿办公的地方还在这里头的另外一扇门后面。筱满走到那靠近一张办公桌的木门边,要开门进去,门是锁上的。他转身看了一圈,从那张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个回形针,掰直了,开了门锁,进了屋。他反手就关上了门,径直走到了办公室里的那张电脑桌边去,他关了放在电脑两侧的音箱喇叭,开了电脑,电脑开机后跳出了个输入密码的界面。筱满试了试陈宛儿的生日,密码错误,他瞥了眼桌上的一张陈宛儿和穿西装的老公,穿学士服的女儿拍下的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他又琢磨了好一会儿,实在想不出任何线索,无奈之下只得把电脑关了,蹲在地上搜查桌下的那些抽屉。
有的抽屉带了锁,上了锁,这桌子后面还有一排矮柜子也都带了锁,锁也都是锁上的。筱满一一撬开了这些抽屉和柜子翻找。
锁上的抽屉和柜子里都是些病患的资料,有些是打印出来的病例和问诊信息,有的还附有手写的问诊记录,这些资料按照病患的诊断结果分门别类,什么“抑郁症”,“妄想症”,“双向情绪障碍”,“人格分类”诸如此类,除了纸质资料外,有的柜子里还能看到好几盘录音带,带子上写着病患的名字和录音日期,有录音带的那都是00年之前的病例了。纸质资料非常多,筱满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个标注为“女性心理疏导班”的档案夹,他赶紧翻开那夹子,抽出里面的资料,全是参加者的个人信息,才翻了几页,他就看到了“于梦”和“徐露华”的名字,他将这些资料一张张拍了下来,又翻回到“徐露华”的个人资料,忍不住读了起来。
除了姓名,出生,用药史之外,那资料上,陈宛儿简短的记录了徐露华的一段经历:中学的时候遭遇当时的男朋友的型侵,侵害发生时和发生后,患者质疑自己如果不配合是不是就不会再有人喜欢她了(和孤儿出生有关),不久后怀孕,因为去非法运营的黑诊所流产,手术事故,失去了生育能力。有自杀史。
筱满攥着那资料,鼻子猛一阵发酸,这时,外头那悠扬的歌声越来越响,似乎离他这里越来越近了,很快,那歌声里又带上了开门,关门,拨动电灯开关的声音。筱满往关着的办公室大门那里一看,会客室里亮了起来。
筱满赶忙去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了,贴在门后听着会客室里的动静。
“我和你吻别……”
张学友高唱情歌。清洁女工似乎开始拖地,拖了一阵后,这办公室的大门把手上下转动了起来,就听张学友的歌声里,那女工叽里咕噜地埋怨了句:“奇怪,门锁坏了?”
她便没再转动门把手,筱满在门后又等了会儿,张学友的歌声渐远,外头的灯关了,门也关上了,他松了口气,回到了柜子前,把撬开的锁一个一个重新锁上。锁到那存放“抑郁症”相关病例的一只柜时,他怔了怔,回过神来时,手里已经拿着一份病患资料了。
这份资料属于一个叫“筱满”的患者,翻过一页患者的基本信息后,即是一篇标题为《关于抑郁症对创伤性后遗症的影响以及后续干预治疗的会议讨论》的文章,筱满粗略扫看了几行,文章里没有提到“筱满”的名字,只是用“患者”来称呼这篇文章里研究的一个病例。
文章中提及,这位患者因为创伤性后遗症入院治疗,但在治疗的过程中,主治医生逐渐发觉,患者在创伤性后遗症之前就有抑郁和自残的倾向。这种自残并不完全呈现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方面,更多的是发生在心理层面,对“自我意识”的一种摧残,文章中为此举例,写道:
患者在诊疗初期,提及自己青春期时的一段遭遇时,他说道(此处引用患者原话):“我妈发现了我可能喜欢男的,就是发现了一些杂志之类的,还看了我的电脑,我的电脑有密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猜出来的,她就来问我,我当时其实心里还挺庆幸的,是她发现了,不用我主动说,只需要她问我的时候,我点头就是了,挺轻松的,说真的你要我亲口告诉她,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说。她就生气,发了好大的脾气,她是个脾气很硬的人,抓了扫帚就来打我,我就从家里跑了,正好那时候认识一群朋友要去北京,我就跟着他们走了。后来我回家,我在外地看到新闻,说某某地方的一名缉毒干警在云南山区缉毒死了,死得多惨多惨,死后被人分尸扔在云南当地一个派出所门口,我很害怕,我想,不会是我爸吧?我又想,自我安慰地想,他在外头那么多年都没事,不可能这次出事吧?我就回了青市,回了家。
家里挂上了我爸的遗像。
我妈和我说,你从家里跑了之后,我就给你爸打电话了,问他,这事情要怎么处理,问他,这儿子还要不要了,问他,他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了。隔天,我爸出任务,死了。
我怪我妈,我说,你干吗非得和他打这个电话,你不知道他每天神经多紧绷,他干的事情多危险,你和他提这个,你不是故意要分他的心,要他的命吗?她就扎了自己一刀,她说,我也死了,你就满意了是吧?我不该那么和她说话的,可是我不怪她,那不就是我的错了吗?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就是喜欢推卸责任,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喜欢肩上有重担,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只风筝,能飞很高很高,但是也有一根线连着地上的人。我从来没想过要当警察,警察的责任太大了,真的,小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踢球,踢碎了教室的玻璃窗,我是第一个跑的,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当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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