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229)

　　第一、闫分宜的儿子很能捞钱；第二，闫分宜的儿子可以在未来帮他捞很多钱。

　　——你不早说！

　　某种程度上，飞玄真君对闫家父子还是非常之信任的——当然，这种信任并非基于忠诚，而是基于人品；像闫分宜闫东楼这种厚颜无耻之至的角色，那真是千夫所指人人唾骂，离开了皇权的庇护后连路过的狗都得尿上两泡。所以，皇帝可以放心的让他们掌握内阁掌握财权，而绝不忧虑会有什么夺权架空的事体。唯一可以担心的，大概就是这两父子捞得实在过头，把朝廷搅得房倒屋塌纲纪扫地，连累得真君亦不能安稳。

　　但现在，闫党最后的缺陷也被弥补了。这两父子在中原上下其手，一个搞不好就会激起民变逼反士卒，将皇帝挂到老歪脖子树上去；但如果转换思路，让闫东楼在东瀛施展他罕见的才华……就算把东瀛的地皮刮到天上，难道倭寇还能游过海峡，咬皇帝两口不成？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诚哉斯言。

　　皇帝思路电转，暗暗已经下了决心，决定今晚召闫分宜到宫中赐一顿晚饭，顺带着谈谈分成的事情。他不是高祖皇帝，眼里不是揉不得沙子，只要分成合适，事情完全可以详谈嘛。

　　【当然，仅仅制度上的创新并不能彰显闫东楼的天赋（事实上英吉利银行很快将拍卖制度与氪金制度原模原样的搬了过去，以至于中原大为不满，一直指责英国人不讲道义），真正体现才能的是闫东楼对金融本质的敏锐洞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推出借贷制度的第二年，闫东楼已经开始思考一个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确定借贷的利息和年限，才能在人死之前把利润全部榨干呢？”

　　榨干利润当然是所有银行家的梦想；但与以往仅仅局限于直觉的贪婪不同，闫东楼敏锐的意识到了：借贷的风险与期限，其实是可以量化计算的。

　　——简单来说，金融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数学问题。

　　现在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人类迷茫混沌的黑暗世纪，无论怎么形容这个问题都不足以穷尽它的意义。历史往往依赖于关键的抉择，而闫东楼恰恰在此合适的时机做出了最合适的抉择——在长久思索无果后，他与穆国公府及宫廷共同出资，以一万两白银悬赏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此种惯例延续已久，即为后来“金陵奖”的前身。

　　没错，作为数理领域的最高奖项，“金陵奖”的诞生其实并不怎么体面。

　　当然，闫氏的影响不仅于此。在当政九年的时间里，为了加大力度开采矿山获取黄金白银，闫东楼还曾大力投资于化学及物理领域，极大程度的推进了工业化的进展——说实话，如果说海刚峰是纺织业的有力推动者；那么采矿业及化学重工业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无疑就是闫东楼；没有汞齐采银法以及蒸汽粉碎机等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即使以闫东楼的才华横溢，想必也是刮不出一千两百万两白银的；全新的技术创造出了财富，而闫东楼天才的大脑则能确保将财富一分不少的搜刮上来。天作之合，无过如此。

　　总的来说，闫东楼搜刮上的财富几乎立竿见影的稳住了甲寅变法的前景，并给予了保守派沉痛的打击；他以雄辩的事实向所有人证明，对外扩张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利润大得惊人；于是乎，困锁变法的最后一道枷锁也被摧毁了，无人可以在白银面前争辩。

　　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恐怕也是儒望生出恐惧的缘由。为了高额的利润、充分的市场，他手把手将最为宝贵的经验教会给了中国人，并亲眼目睹着闫氏学以致用，推陈出新，成长为莫可抵御的究极怪物——如果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那他无疑是亲手解开了牢笼，让这头狮子闻到了最鲜美的血腥气。

　　这会是一件好事吗？儒望并不知道答案。】

 

 

第121章 愤怒

　　飞玄真君非常愉快地换了一个姿势, 改用另一边屁股来压迫肩舆。总的来说，天书对闫东楼的种种夸奖，的确是入木三分地拍到了他心尖尖上, 拍得他神清气爽、念头通达，说不出的快意与自得——与一般的官员不同，闫分宜父子之所以能青云直上, 全仰仗着皇帝一意孤行的拔擢；也正因如此, 闫东楼的才能展现得越为充分、越为惊人，就越证明他飞玄真君眼光独到深谋远虑, 绝不是眼光短浅的区区大臣可以比拟。这样间接的奉承与迎合比直接的马屁还要有效, 不能不让真君身心通泰。

　　不过，在愉快散淡之余, 真君还微微生出了一点疑虑——如果天书所言无误，那闫东楼用尽手腕，也不过只在东瀛干了九年而已；但以自家那种好用就往死里用的风格, 不可能会放过这样的大宝贝呀？

　　想闫分宜一代豪杰，古稀之年尚能纵横政坛而巍然不倒，真正是连金丹药力亦无可如何的天选白手套；难道这闫东楼子不类父, 居然这么短命不成？

　　好用的工具人总是很难找的, 所以皇帝都难免有了些踌躇，想着要不要在将来调整调整职分，设法延长闫东楼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书及时响起, 打消了这实在没有必要的怜悯：

　　【当然, 我们列举这诸多数字，并不是要夸耀闫东楼在东瀛的丰功伟绩；事实上来讲, 在东瀛的这九年也不过只是闫氏辉煌职业生涯的起点而已。在跟随儒望学习了第五年后，中西吕宋之战爆发, 闫东楼兼任西班牙赔款事务；第六年，中荷海战爆发，闫东楼又兼任荷兰赔款事务；到第九年他辞去东瀛的职分时，已经负责了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五国的赔款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

　　——甚而言之，闫东楼之所以辞去东瀛的职务，也并非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是中枢考虑全局，认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居然还领着对倭事务的俸禄，未免太过于抬高东瀛的档次，而损伤了国际关系的格局；而以外务大臣的身份统领各国赔款事务，才能发挥闫氏的专长。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甲寅变法开展后财政收入惊人的增长——虽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书坚称，它暴涨的收入纯粹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大获成功；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历史学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纺织厂炼铁炉将机器干出烟来，也是干不出来一年上千万两白银的；关于这匪夷所思的增长，还是英吉利银行提供的文件更为可信，它直截了当的指出：仅仅在闫东楼上任外务大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朝廷从各个赔款条约中搜刮到的净收入，就高达四千五百万两以上，占据了当时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无怪乎当时的内阁被称为“赔款内阁”了。农税地税商税都各有开支，只有赔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财，完全受皇帝与内阁的支配。钱在哪里，权力也就在哪里，随着中枢变法派直接掌握的财政份额迅速扩张，皇帝及内阁的权力也在迅速扩张，最终臻至大安一朝难以想象的巅峰。

　　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诡诈权谋中所谓谋划人心的权术。如果论君主专制中如何生杀予夺放纵欲望，那大安的历代皇帝都是相当精通的；但封建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皇权如果想杀人整人，那基本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权真正想办事，却立刻就是举步维艰，往往一件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

　　作为大安历朝皇帝之一，飞玄真君面无表情的哼了一声。曾经雄心万丈，如今瘫在床上，真君与朝野百官纠缠如此之久，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真君还很有人样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积极有为的举止。但一切的努力与心血终究都在朝廷这架油腻老旧滑不溜丢的国家机器中消磨为了乌有；于是雄心磨损殆尽，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而今听来，不能不有所触动。

　　不过，这触动一闪而过，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

　　“摆宗”？到底是哪个脑壳进了水的不肖子孙，居然给先帝上这种奇葩庙号？

　　【

　　但在甲寅变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实际上，除了张、海等寥寥数人之外，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事实也证明，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钱。